馬大猷（1915-2012），廣東汕頭人。1936 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，1940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。曾任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研究員、副所長。聲學家、物理學家和教育家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（院士），中國現代聲學的重要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。

開創哈佛大學先例的中國留學生

在少年時代目睹祖國的積貧積弱后，馬大猷便立下“科學救國”的信念。1936年，馬大猷獲得北京大學理學學士學位，同年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。后來，馬大猷僅用兩年時間，就獲得了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（1939年） 和哲學博士學位（1940年），這在哈佛大學是沒有先例的。求學期間，馬大猷嶄露頭角，他被認為貢獻了世界聲學史上“波動聲學的一個基本公式”，取得了令美國聲學界矚目的成就，這確立了他在現代聲學研究中的地位。馬大猷雖身在國外，仍心系祖國，不忘抗日，多次參加愛國華僑組織的“一碗飯運動”，為抗戰和救濟難民捐款。

博士畢業后，馬大猷面對祖國山河破碎，工業基礎薄弱，科研水平單薄，迫切需要人才的現狀，立刻踏上歸途，返回燃遍抗日烽火的祖國，選擇任教于西南聯合大學，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。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歲月里，馬大猷生活簡樸，住在“望蒼樓”前院大約10平米的小屋里，屋內的陳設只有床、書桌、書架和盥洗用具。

馬大猷為人正直，愛憎分明，面對國民黨特務的襲擊，他挺身而出，聲稱自己是西南聯合大學工學院的負責人，嚴厲斥責對方并要求立即離去。馬大猷保護教學環境和師生安全的正義行為，受到學生們的愛戴和敬佩，也為學生們樹立了榜樣。

馬大猷（右三）在西南聯合大學

敢于對“大家”的理論說“不”

馬大猷對待學術研究總是認真仔細，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，他圍繞國家發展“兩彈一星”的戰略目標，先后開展了核爆炸偵察和聲學探測、大氣層核爆炸的次聲監測等一系列重要研究工作，為開拓中國現代聲學事業打下堅實基礎。

馬大猷即便在繁忙的科研事務管理中，也不忘保持對科學研究的嚴謹態度和求實精神。莫爾斯是20世紀上半葉最偉大的理論聲學家之一，馬大猷的導師亨特就是在莫爾斯的理論影響下，開始與學生們（馬大猷和有“美國聲學權威”之稱的白瑞內克）作矩形室內的聲衰變分析的。1989年，馬大猷就指出莫爾斯的室內聲場經典簡正波解中，應當加入代表直達聲的一項，使其物理意義更加明確。對這個問題，馬大猷似青年科學家一樣尖銳直率，他批評莫爾斯的室內受迫振動理論“只有數學，缺少物理”。他認為，莫爾斯沒有認真分析聲源的作用，就貿然投入數學處理。實際上，他的批評不完全是針對莫爾斯，也是提醒更多只注意改進模型算法而忽略物理分析的青年學者。

不說客套話，只說心里話

1962年2月，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。馬大猷出于對國家大事的關心，在物理組的小組會上率先大膽發言，促成對知識分子的“脫帽加冕”。馬大猷說出了大家的心里話，眾人稱贊馬大猷的這一舉動為“一馬當先”。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還在中國科學院的會議上表揚馬大猷，說他不說客套話，只說心里話。陳毅副總理在3月5日和6日，分別向會議代表宣布，要為知識分子“脫帽加冕”，也就是脫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”之帽，加“勞動人民知識分子”之冕。

馬大猷是一位治學嚴謹的科學家，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。他一直十分關心科學教育事業，堅持理工結合的教育思想，注意培養青年學者的理論素養和動手能力。“有時看到一些科學家為引進日本產品還是德國產品而爭論，我臉都紅了。”這是馬大猷的話語。他強調科學研究的原創性，他曾經說過：“自然科學研究中，以創造性勞動取得的發明才是評價標準，科學只承認第一，不承認第二。”

即便在耄耋之年，馬大猷也積極建言獻策。他上書國家，呼吁要加強基礎研究工作，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，不斷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，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不斷努力。